季羡林当年为何舍北大而取清华?

来自：查字典高考网 2009-07-13

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季羡林先生访谈

一生影响最大的时期和人物

高慧斌：您出生在山东农村，小时候艰苦的生活对您日后的影响是不是很大？

季羡林：我6岁离开山东农村老家官庄。回忆起童年，眼前没有红的、绿的，只有一处灰黄。我们村在山东穷县中是最穷的，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人家，根本没有家产。祖父祖母死得早，父亲兄弟三个，一个送人了。父亲与叔叔相依为命，在家没饭吃，就去枣林拾落在地上的枣吃。兄弟俩后来去济南闯天下，混不下去又回到乡下。再后来叔叔闯关东混得还是不好，买彩票却中了奖，一下子暴富了，可没多久就挥霍没了。我就是在又穷了的时候出生的。小时候吃得极坏，那种艰苦的感觉现在想起来却使人终生受用不尽。它有时激励我前进，有时鼓舞我振作。一直到今天，我对日常生活要求不高，对吃喝从不计较，这与我儿时的生活经历关系很大。现在看到一些独生子女的父母溺爱孩子，颇不以为然。爱护儿童要得法，否则就是害孩子。

高慧斌：您精通数门外语，学习外语始于什么时候？

季羡林：父辈老季家就我一个男孩，我是季家唯一的希望。6岁投奔在济南生活的叔叔，在那儿上学。外语也是从那时开始学的。我万万没想到，望之如海市蜃楼般可望不可及的英文，于我居然唾手可得了。

在清华所受教育受益终生

高慧斌：您未满18岁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对您影响最大的是谁呢？

季羡林：1929年我转入济南高中学习，这在我一生中是个重要阶段。国文方面，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几位全国闻名的作家对我影响很大，使我在写作中潜移默化地形成了自己对写作的一套看法。而董秋芳先生的指导对我影响最大，他的指教决定了我一生的写作活动。自那以后60多年来，我从事的一些稀奇古怪的研究与文章写作虽风马牛不相及，但一有灵感则拿笔写点什么。至今已垂暮之年依然舞文弄墨不辍，完全出于董先生之赐，我毕生难忘。

高慧斌：1930年您同时考取了北大和清华，为何舍北大而取清华？

季羡林：当时考名牌大学十分困难，为了得到更多的录取机会，每人几乎都报七八个学校。而我仅报了两个，并被同时录取，是我的运气好。但如何选择却很挠头，终难决定。当时留学热并不亚于今日，我自然不能免俗。从留学角度看清华似乎优越些，在留学的历史潮流推动下我选择了清华。

高慧斌：您曾说过，在清华所受的教育使您受益终生。

季羡林：我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课，而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选修课和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旁听课，这两门课对我日后发展影响深远，可以说直至现在。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受朱先生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与陈寅恪先生分不开。吴宓先生的中西诗之比较课和英国浪漫诗人课我印象最为深刻。我还旁听了或偷听了很多外系的课，如朱自清、俞平伯、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一次我与许多男同学被冰心先生婉言赶出了课堂，而最成功的则是旁听西谛先生的课，最终与其成了忘年交且友谊终生。

11年留德生涯

高慧斌：您留学德国11年，机会是如何取得的？

季羡林：60多年前留学热弥漫全国，其声势之大决不亚于今天。因为大学毕业生没门路照样找不到工作，而能出国镀金回国则身价百倍，成为抢手货。当时出国一是私费，这于我的家庭经济拮据、亲老子幼而言一点也不可能;一是官费，要经过考试且名额极少，只有两个。官费留学钱相当多，可在国外生活舒适，令众多学子垂涎。患了留学热的我清华毕业后在济南高中当国文教员，待遇优厚，每月160块大洋。我虽吃上了这碗饭，但我知道自己能吃几碗饭，心虚得很，讲课如履薄冰。其实我被聘并非仅由于我发表过几篇文章那样简单。当时山东中学界抢夺饭碗的搏斗异常激烈，常常是一换校长，一大批教员也被撤换。此时山东中学教育界有两大派，勾心斗角，他们都需寻求支持，都看上了超然于两派之外的我。而我不愿意加入派系，自觉饭碗将不保，必须离开。正当我心急如焚而一筹莫展之时，天赐良机，我的母校清华与德国学术交流处交换研究生，路费治装费自付，食宿费互相付给。条件虽不理想，于我却如救命稻草。我在清华主修德文，成绩4年全优。我一报名立刻通过。此举得到叔叔和全家的支持。原定交流计划只有两年，谁知这一去竟11年未归。

高慧斌：能够到哥廷根跟世界权威学吐火罗文是世界上许多学者的心愿，而您有了不世奇遇。季羡林：人的一生有很多偶然性，它能给人招灾，也能给人造福。我学吐火罗文与偶然性有关。留学前我没听说过吐火罗文，到了哥廷根，通晓此文的大师西克教授就在眼前，我也没想学。因为我学了梵文等多种语言，已经超负荷了，我怕学不好丢了国家的脸，我到了国外就代表中国，不能掉以轻心。可是已过古稀之年的教授以学术为天下公器，想传绝学于我这个异国青年。教授没征求我的意见，也不给我考虑的余地，即刻安排上课。我除了感激，就只有下决心学习了。

现在西克教授已去世，每念及此我感怀不已。但中国的吐火罗学，大一点说，中国的印度学已奠了基。我们有一批朝气蓬勃的中国梵文学者，他们将肩负这门学问的重任，对此我深信不疑。

高慧斌：当年的留学热已成历史，您怎么看待今天的留学热？想对留学生说点什么？

季羡林：当年出国的吸引力比现在大。我们那时是镀金，那时出国没有哪个人是不回来的。而现在出国，我看是崇洋媚外，这没出息。你自己的国家弄不好，到人家那里赖着不走。对此我非常瞧不起，可又无能为力。

我赞成青年人出国，但出国必须回来。一个人自己国家治不好，赖在人家那里不走，嗟来之食你吃得舒服吗？一个人是要有人格的，人穷骨头要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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