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查字典高考网 2016-01-08
高考工厂模式反映社会底层的教育焦虑。在阶层固化趋势日益凸显的背景下，社会底层向上流动愈发困难，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竞争日益激烈，多样化高考招生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社会底层子女获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难度，高考改革应听取利益相关者的声音，满足社会底层子女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要求，实现向上流动需求。
高考工厂是阶层固化和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扭曲反映
高考工厂模式是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表征。《人民日报》曾发表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的评论，直指社会底层子女在教育方面向上流动面临困难，其子女升入重点大学的比例不断减少，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机会亦在下降。教育向来被视为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阶梯。高考工厂作为应试教育的成功样本，本质上是社会流动渠道单一化、扁平化的产物。
农村教育资源远不比城市，高考竞争实际上是城乡学生处于不同的起跑线上。在过去高考形式单一的情况下，农村学生通过刻苦攻读可以取得高分，进入重点大学，而当高考形式日益多样化，越来越关注学生各方面能力的时候，刻苦的因素在高考成绩中所起的作用就有所下降，学生的家庭资本和所在区域的教育条件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在城乡教育差异悬殊背景下，毛坦厂中学和衡水中学可谓是落后地区基础教育逆袭的典型。安徽偏远乡镇上的毛坦厂中学被称为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每年高考本科上线率达到90%以上。2013年河北衡水中学104人升入北大、清华，囊括河北省文理科状元。
毛坦厂中学和衡水中学不断创造一个又一个高考神话，媒体将此类中学称为高考工厂，不仅规模大，吸收大量农村生源和社会底层子女，而且升学率极高。高考工厂的教学管理模式特征主要是：①学校实施严格的封闭式、军事化管理；②视学生为学习机器、考试机器，节假日及休息时间多为学生上课、补课所占用；③学习方式主要是围绕高考科目而展开的魔鬼式训练，非高考科目基本边缘化；④主张高分是硬道理，不注意学生的个体差异，难以因材施教。
应该看到，高考工厂模式明显偏离了国家基础教育政策价值取向，背弃了素质教育基本理念，被媒体和教育界所诟病。原北京大学附中校长康健，评判此类学校是采取典型的应试教育。他认为这些通过县城、乡镇高中严格管理升入重点高校学生的视野狭窄，通过这种闷罐式、圈养式、流水线式的培养之学生精英，素质肯定是不全面的。从都市知识文化精英和国家素质教育价值取向分析，像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等这样的高考工厂，通过不断加强军事化、绩效量化教学管理，强化应试能力，提高高考成绩，与素质教育倡导的全面发展的理念完全相悖。
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重点中学校长完全有理由批判以农村学生为主体的高考工厂违反教育规律。但是农村地区的高中办学水平相较于城市是非常薄弱的，这些位于县镇的高考工厂教育管理方式固然缺乏人性化，但是农村学生及家长对其趋之若鹜。事实上，所有家庭都希望子女快乐地成长，但是农村学生受制于农村家庭背景和文化资本匮乏的影响，在城乡教育资源失衡的条件下，其受教育环境不如城市学生，必然在起点上落后于城市学生。
在城乡教育格局明显不对称的情况下，资源匮乏的县镇地方高中必须在学生管理和纪律上下工夫，与大城市雄厚的教育资源相比，县镇地方高中必须在加班加点、题海战术等方面下功夫。因为，取得同样成功机会，农村学生比大城市学生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当前对高考工厂的批评未考虑到农村考生师资的贫乏、教学设施和条件的简陋。高考实际上是农村与城市的一种竞争，以贫乏的农村教育资源和雄厚的城市教育资源竞争，农村学生更多的是依靠自身勤奋苦读，甚至是复读多年才有可能获得高等教育机会。
当前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凸显，社会底层向上流动愈发困难，恐惧和慌乱情绪在底层群体蔓延，最普遍的表现为家长对子女的教育焦虑。家长之所以拼命将子女送到高考工厂经受考试机器式的训练，是对子女获得重点大学机会，谋求更高社会职位的期盼，亦是社会阶层固化的被迫之举。
高考工厂和高考改革中公平忧虑
高考工厂折射社会底层渴望通过升学改变命运，避免阶层复制的祈求，然而，近年来高考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则加剧社会底层对公平的忧虑。
上海于2000年率先实施高考自主命题，打破了全国统一命题的传统。分省命题相继在多省份实施。这一改革举措体现了多样化和选择性的课程改革思路，但并未充分解决按地域招生带来的城乡不公平，甚至会加大地域之间的不平等。自主命题只是从本省挑选命题人员，相较于全国命题，命题人员与学校教师有较大的互动概率。近两年有省市反映，城市中学高考题押中率增高，自主命题的城乡高考信息占有量不对称直接影响到考试的公平性，对中国这样一个尤重人情关系、社会资源相对紧张的发展中大国而言， 民众的公平忧患意识与渴望也较别国更为强烈。
教育部出台的高考加分制度，规定特长生、三好学生、少数民族等在高考中有获得加分的权力，这有助于鼓励个性发展，破除分数至上的评价标准。但是这一政策在具体实施中却逐步异化为学生家庭资本的较量，具有资本优势的家庭很早就为孩子打通门路，使孩子在学校评优过程中取胜。资讯媒体曾多次披露优势阶层暗箱操作，为子女变更民族身份、伪造体育特长生和获奖身份等获得高考加分的事件，相比之下，农村及社会底层家庭背景的学生则很难获得评优加分。高考加分政策原本是对愈演愈烈应试教育的修正和补充，但是逐步变成优势阶层对寒门子弟的教育机会剥夺的利器。
重点高校自主招生标准强调考生综合素质，要求考生知识涉猎面更为丰富，强调想象、语言表达、发散思维等多种能力，侧重考查特长优势和天赋。农村孩子和社会底层子女很难表现出较高的综合素质，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其学业成绩。
高考保送制度一度被称为推劣不推良、送官不送民，一些社会优势阶层通过各类资本交换攫取保送名额，使得保送制度在实践中逐步异化为以牺牲教育公平为代价，保护某些优势阶层子女利益，剥夺社会底层子女受教育机会的手段。
高考改革应倾听利益相关者的声音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高考制度改革是关系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的复杂社会系统工程，对于文化资本及社会阶层背景存在明显差异的广大学生和家长来说，高考招生和命题方式的改革与他们休戚相关。
丹麦社会学家曹诗弟在山东邹平田野调查时发现，农村学生和家长倾向反对对传统高考招生进行改革。安德鲁基普尼斯曾指出：一个更狭窄的、考试导向的、以记忆为基础的、扼杀创造力的教育制度，看起来可能是给农村学生社会流动的最大机会。
城乡同构的教育体制为学生提供统一教材、统一的评价标准，但这是以城市文化为标准的基础上建立的，它很容易在文化资本、学校场域和习性等方面导致农村弱势家庭子女学习困难。根据巴兹尔伯恩斯坦的语言编码理论，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子女在早期生活中会发展出不同的符码（codes），这种符码直接影响到他们在学校的表现。学校教育能够将工人阶级子女的限定符码 和中产阶级子女的精密性符码固定化，学校也有一套适合后者的教材和教学语言。这使得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能够更加容易在学校教育中有更好的表现。通过课程、教学甚至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学校教育将阶层结构差异传递并固定在子代身上，从而直接或间接地转化成他们的学业表现。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学生一般不会在要求广泛的文化视野和丰富想象力的考试中取得成功，因为他们不具备社会上层子女的教育背景。
当前对高考工厂教学管理的批评，无疑忽略社会底层家长和学生的声音。实际上很少有农村家长和学生抱怨学习负担沉重，教学管理方式严格。农村家长坚决认为，只要能上好大学,什么都值了。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村家长和学生改变命运，实现阶层流动的渴望，也体现出农民对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现实祈求。在农村学生升入重点大学比例越来越少的背景下，通过毛坦厂中学、衡水中学等这些非人道教学管理方式，去和城市考生竞争这些有限的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也许是不得不付出的必要代价。
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下，教育改革必须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关注乡村和底层民众的利益，倾听来自县镇中学教师、农村学生家长的声音。让 沉默的大多数参与到教育改革讨论中去。
教育公平是最具基础意义的社会公平，教育机会均等是实现社会合理流动、破除阶层固化的基本保证。高考改革必须固守公平，关注弱势群体利益诉求，通过各种倾斜政策，确保社会底层子女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政府在确保机会均等的前提下，加大对社会底层子女的教育补偿力度。面对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的格局，政府应坚持优先扶持弱势群体的政策选择，大力扶持城乡薄弱学校，缩小校际间的教育差距，提升农村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建立农村教育和社会流动良性循环的互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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