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诬陷刘少奇的三顶“帽子”是如此制造的

来自：查字典高考网 2009-10-15

【摘要】：经过这样一年多的紧张编导，一起骇人听闻的特大冤案出台。四人帮一伙欣喜若狂，在一些证词上，江青还满意地做了亲笔批注：重要证据。1968年9月11日，江青在一次会议上得意忘形地大声宜布：我现在担负着第一个大专案。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席卷神州大地，革命矛头很快便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的第二把手刘少奇。这位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数月间竟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成为要打倒的头号对象。

为了置刘少奇于永世不得翻身的死地，江青、康生等得知刘少奇早年从事工人运动时曾在奉天纱厂被捕过，便在这上面大做文章，指派人用各种卑劣手段制造假证，最终给刘少奇扣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弥天大帽。堂堂国家主席被残酷批斗，非法监禁，折磨至死，真可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大冤案。

奉天即今日的辽宁地域。定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的证据，是八个所谓知情人的供词。文革结束后，中央派人到辽宁调查，弄清了历史真相，推倒了所有假证，刘少奇的沉冤终于得到昭雪；但江青等人当年是怎么策划的，那些伪证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其详细情节还鲜为人知。今年是刘少奇诞辰百周年，我们当年在辽宁参加过这一复查和清查工作的人，深感有责任把这一罪行的内幕公布于世，让人们永远勿忘这一触目惊心的历史教训。

肩负特殊任务的人

七月流火。1967年7月，辽沈大地武斗正炽，社会一片混乱与恐怖。某日，一架从北京来的飞机在沈阳机场降落，机舱里坐着三个面容冷峻的军人，其中一位是驻辽宁某部的军政委，而他的任务却只是奉命陪同两名比他军职低的人安全抵沈。此举足以说明这是两个有特殊使命的人。

是的。他们是奉江青之命来沈阳的。此时的北京城里正在炮打司令部，江青一手操纵戚本禹组织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对刘少奇、王光美批斗、抄家；一手又策划了声势浩大的揪刘火线。此时，中央文革小组的专案组得到辽宁造反组织的报告，说刘少奇1929年曾在奉天纱厂被捕过，是否也应查一查。戚本禹连忙于7月28日写报告给江青：建议迅速派专人赴沈阳组织三百红卫兵(三人一组，分一百组共同作业)，查找敌伪档案，把刘的自白书找到后，即可在适当时机公布。江青见报如获至宝，当天就批示：立即物色一至三名同志去沈阳，照你的意见办。同一天，中央五O四专案组(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巫中等二人就在某军政委陪同下飞临沈阳。这位炮兵出身的军人专程来沈搜集重型炮弹了。

带血的证词

就在巫中等人抵沈的当天，一个具有相当级别的七人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下设15人的彻查办公室成立了。在整整50天的时间里，彻查办发动东北三省，查了1929年前后的245万卷档案和报刊资料。然而，他们却一无所获，没有查到刘少奇同志所谓叛变的任何证据，戚本禹寄予很大希望的自白书纯属子虚乌有。

面对这种状况，江青一伙岂肯善罢甘休，从历史档案中找不到的东西，他们要从活人口中挖出来。于是，彻查办把1929年前后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人员和张学良时期奉天军警宪特的名单，以及奉天纱厂职工的花名册印发全东北，从市到县直至城市街道、农村公社普遍成立了彻查机构，逐一查找名单上的人，要求活着的查到人头，死了的查到坟头。

在中央专案组巫中指挥下，按照他们在北京虚构的刘少奇叛变情节，彻查办成立了若干彻查小组，进一步沿着奉天纱厂一警察局一法院一张学良长官公署这样一条线，查找1929年前后在其中任职的人员，不管是否了解情况，只要活着又任过职务的就列为重点知情人。有些甚至已经是神智不健全的人，也作为证人搜罗起来。

专案调查尚未开始，巫中就划框框、定调子，肯定刘少奇已经叛变自首。他说：查刘少奇罪证关系极为重大这是一项战略任务。有罪证是肯定的，只是查出来查不出来的问题，不存在有没有的问题。对调查方法，他明确提出：要经过斗争，以政治斗争为主，也要采取一定措施，如斗争会、小型专政等。按照这个指导方针，办案人员对知情人采取了种种威逼手段。通过外调方式谈话得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就以隔离办班为名进行拘留审查，剥夺人身自由，用专人监管，施加压力。一次次的审讯，一次次的威胁恫吓，直到证人俯首就范，让说什么就说什么，让证什么就证什么，不达目的不罢休，比古已有之的莫须有手段还要毒辣。

办案人员对原奉天高等法院检察处书记官(即记录员)刘青第的审讯，在1967年12月14日至1968年1月10日的27天里进行了38次。刘青第本来什么也不知道，只因专案组对他的身份感兴趣，所以成了重点知情人。在多次威逼下，刘青第受不住了，说：我想了，没想起什么来，你们是不是把那时候的事写下来，我签个字行不?办案人员咄咄逼人地说：你能想起来，你的立场转变了就会想起来了!你打算怎么办呀?就打算受处分吗?又恫吓说：是在这儿常住下去吗?你不说，我们有地方把你搁起来!在反复的诱、逼、吓唬下，刘青第照专案组的指点写了交代，几经修改，形成证词后，立刻被当作战果带回北京。

在办案人员的高压威逼下，先后有贾文琦、董仁、熊守成、关庆云四名知情人自杀(均未遂)。有的吃药，有的跳楼，有的用刀片割脖子。

1967年12月13日晨5时，在严寒的晨光里，一个被关押在公安厅招待所隔离班的人，突然用刮脸刀片割开了自己的脖颈，顿时鲜血淋漓。他叫关庆云，曾在奉天省警察局行政科当过代理科长。办案人员在他家中讯问十几次没有结果，就将他关押起来。经过多次审讯，仍然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关庆云被逼不过，只得一死了之。经过抢救脱险之后，关庆云血迹未干，伤口未愈，审讯就又开始了。根据彻查办主任的授意，办案人员先向关介绍了1929年的所谓案情，然后让他自己交代。关庆云欲死不能，不说不饶，被逼无奈，最后表示：只要能打倒走资派，我就证实，哪怕牺牲我自己。一份刘少奇被捕后如何叛变、如何出卖党的机构和同志、造成共产党多人被捕的假证词，就这样出笼了。

在专案组取证的人中，还有一个叫杨明襄的。这人曾在纱厂看门，是个文盲，从1953年患神经病，一直未愈，是当地有名的杨魔症(东北话称半疯半傻的人)。专案组也把他作为重点知情人带到招待所办班。杨大小便不能自理，就找专人照看；杨根本记不得什么事，专案人员就不厌其烦地给他讲纱厂的故事。有时吓唬他，有时又来软的。知道他傻乎乎，爱吃好的，就给他弄好的吃，以此进行诱供。他吃油条吃饱了，就往兜里揣，那时候吃上一顿炸油条很不容易，取证自不成问题。给他双大头鞋，他就会在所谓的证据上按手印。叫他回家时，他竟不愿走，问他：怎么不愿回家?他说：这里吃得好。就这样，1967年12月15日，一份杨明襄的证实材料形成上报。一个魔症竟然在置国家主席于死地上发挥了作用。

你们学过历史唯物主义吗?

1968年向全党公布的中央专案小组审查报告，诬陷刘少奇被捕后叛变革命，上书张学良感恩戴德，并在中东路事件中充当内奸等等。在一份所谓证词上，证明人写的是原省政协副主席刘多荃，而实际的撰写者却是彻查办和专案组的人。

刘多荃当年是张学良卫队的上校团长。侦破共产党案件这类事并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他也确实不知道。但专案组急于利用他的身份，就把他监管起来，反复进行威逼、恐吓、引供，拍桌子瞪眼睛，警告他：不要执迷不悟，如不老老实实写材料，绝没有好下场，识时务者为俊杰，要老实交代，这对你自己及家庭、子女都有很大关系。随即没完没了地让他写。刘多荃当时已是年逾古稀之人，残酷的折磨使他难以承受，从精神到身体都陷于崩溃。于是，专案组看准火候，开始启发、诱导式的讯问。先让刘多荃回想九一八事变前几年发生的重大政治案件，后来又让他考虑1929年7月至1930年11月间发生的大事，最后又缩小到1929年8、9、10三个月发生的大事。要他一月一月地猜、说。当他按顺序猜到9时，专案组马上告诉：抓的时间差不多。

被捕时间解决了，又开始追被捕地点。刘多荃讲：听说破获的案子，一部分是工业区，一部分是日本站，日本站这个重要。专案组对此不满意，反复追问，进行指供：纱厂是怎么回事？刘多荃含糊搪塞地说：纱厂抓的人与他们是一个组织的。于是少奇同志的被捕地点问题又算解决了。对被捕人的身份，刘根本不清楚。从当年的审讯记录上可以看到，刘多荃说：几次谈话你们都让我考虑这个共产党案件是个什么身份的人，在我的记忆里没听到有人向我直接讲；我想不起来，也不能瞎编呀!不过我想一定是个大案子，是个东北主要负责人。在多次诱供之后，办案人员干脆露骨地挑明：你往最大走资派身上联系过吗?在这样明显的指供下，刘只好说：关于最高领导人职务，我记得当时听他们说书记或总书记。在专案组的继续引导下，被捕人数从十几人逐渐减少到三人。关于释放后的去向，刘说往西南，不行!说送天津或营口，也不行!最后改为上北边去了，就是为了利用他，这才使专案组满意了。刘多荃出狱之后，于1979年5月至11月两次写出更正材料，说他1968年写的两篇证明材料，是专案组从我到学习班被监护的整个期间，被逼所写的几十万字材料中，摘录要我抄写的，完全是虚构的。

为了把证词搞得不露马脚，办案人员在彻查办负责人指挥下，对所谓证人的谈话记录进行随心所欲地再加工，把听说、可能、如果等词句统统删掉，再经过赤裸裸地篡改、罗织、生编硬造，然后整理成材料，再让证人抄写、签字、画押。结果，他们送往中央的71份证词中几乎没有一句是真话。对定少奇同志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八份主证中七份出自辽宁。另一份就是在北京的孟用潜。专案组在辽宁大搞逼供信的同时，对孟用潜也进行了威逼。他们将和刘少奇同时被捕的孟用潜隔离审查，采取小型斗争会的办法，白天晚上连续审讯了7天。孟用潜在身心交瘁的情况下违心地按专案人员的授意，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以后孟曾给毛主席写了20封信申诉翻供，讲述真相，但均被扣压。

经过这样一年多的紧张编导，一起骇人听闻的特大冤案出台。四人帮一伙欣喜若狂，在一些证词上，江青还满意地做了亲笔批注：重要证据。1968年9月11日，江青在一次会议上得意忘形地大声宜布：我现在担负着第一个大专案。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这个大内奸啊，我觉得他应该千刀割、万刀割。张春桥指着一摞假证阴险地说：这样一本就要叫刘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1968年10月7日，周恩来同志看到这些假证后，感到非常可疑，追问彻查办外调组的一个负责人说：你们是不是把情况都告诉了被调查的人，刘少奇的名字是你们说的还是暗示的?还是诱供的?什么大个子、白净脸、高鼻子、南蛮子?这位负责人当面欺骗总理说：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告诉他们。总理问：那刘多荃没说刘少奇的名字，为什么在证据上写上了刘少奇呢?是不是你们告诉给他了?回答说：那是我们在最后取证时加上的。周总理生气地说：那就不好。你们学过历史唯物主义吗?在周总理赶去接见外宾后，这些人立即做手脚，对可疑之处进行修改，然后送张春桥，由张春桥最后作了亲笔修改。当时连中央专案组也有人提出：1930年中共满洲省委和党组织遭到大破坏是杜兰亭出卖的，与1929年刘少奇被捕无关。但张春桥仍然生拉硬扯，将罪名强加在刘少奇头上。

由此，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号领导人物和国家元首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继而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的内外的一切职务。

岁月流逝，刘少奇同志早已恢复了历史上应有的崇高地位，江青等人也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当年那些卖劲逼供、出卖良心制造假证的人，也已在清查四人帮的罪行时受到了应有的惩处。回顾这一页沉重的历史，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到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重要，也使我们深感今日的改革局面是多么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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