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查字典高考网 2018-06-13
975万高考考生陆续走出考场，等待他们的是选专业报志愿的抉择。
以往这个时候，往往会有家长一掷千金，请咨询机构给孩子选一个好专业。新高考启动后，这样的焦虑已经从考后选专业提前到了高一结束选科目。
“新高考下，学生一般在高一结束后就要确定自己的选考科目，如何判断学生到高三时在哪些学科，乃至在哪些大学专业富有潜质，是一个有挑战性的话题。现在一些提供高考报志愿服务的公司已经在向高中生提供选科咨询服务，而且客单价还不低。”第三方教育评价服务公司慕华尚测CEO刘颖说。
2018年，新高考继续扩围，将于今后两年在新疆之外的所有省份启动。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场高考升学规划讲座上，几位家长现场当即决定购买30000元的“一对一规划服务”。
新高考让考生在历史、政治、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等科目中选考3门，这让学生可以更多按照自己的兴趣学习。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邵光华对5582名浙江省2017年高考考生的问卷调查显示，学生选考科目组合覆盖了“7选3”的所有35种组合，表明选考制度真正扩大了学生的选择权。
对于面对新高考的中学，如何为选择不同科目的学生走班排课成了挑战，“目前提供学校排课咨询和信息化建设的机构已有几十家，短短几年内就成了红海。”刘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这些服务学校的机构，也会提供面向学生选科的咨询服务”。
与选科科目组合增多形成对比的是，2018年的招生中，越来越多的大学采取专业类招生，将多个相近专业组成一个专业类，学生学习一至两年后再进行分流。
“专业类招生能给学生更多选择专业的机会，也有利于落实‘厚基础、宽口径’的培养理念，而创造性人才的知识结构特点就是学科交叉融合。”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李硕豪说。
但给学生更多的选择权与高校专业发展之间却存在着博弈。“专业类招生给学校的管理提出了挑战，而且已有经验表明，专业类划得过大，有的细分专业可能会招不满。”李硕豪说。
高中选科难题
新高考阵营继续扩围，对过往改革的评估和总结也在持续进行。邵光华调查分析后发现，5582个样本中，1/4的学生并非是出于兴趣选择的选考科目，新高考在让学生进入理想专业方面也不尽人意，没有为学生打下良好的专业学习基础。
非兴趣，即功利。上海、浙江的2017年考生中，就出现了基于功利主义的考虑放弃物理等难学科目的现象。
根据两地教育考试院的数据，2017年的25.01万浙江考生中，有8.95万人选考物理，占全部考生的35.78%，在7门选考科目中，排名倒数第二。上海5万名考生中有1.92万人选考物理，占比38.4%，在6门选考科目中同样排名倒数第二。
弃考物理长期存在将对我国工业发展的人才带来危机，一名教育学者指出，如果多数中国人自己不从事基础学科的学习和研究，对中国的创新能力和国防安全都会造成巨大的隐患。
由于出于功利性目的弃考物理等科目，带来了考生进入大学后发现自己高中的知识基础没有打好。邵光华的调查发现，这样的学生接近1/3。
公开报道称，2017年复旦大学在第一次统考“大学物理”时，浙江、上海生源的大一新生整体不及格率达到了30%以上，这一数据远远高于往年。很多学生的物理水平仅仅是初中水平，和其它省份考生物理认知水平存在极大的差距。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受“志愿填报时学生选考科目只需1门在高校选考科目范围之内就能报考该专业（类）”规定的影响。
比如，浙江省不久前公布的2019年拟在浙江招生的高校各专业（类）选考科目要求中，选考科目要求范围为1门的专业占6.8%，2门的占8.8%，3门的占23.3%，不限的占61.1%。
“高校大量专业招生不限选考科目，与生源竞争有关，作为考生来讲，面对同等水平的两所高校，如果相同的专业一所大学不限考试科目，另一所限制了，考生很可能就报考不限科目的大学了。”刘颖说。
邵光华也认为，新高考改革的自由选考和高校宽松的专业科目要求，使学生很难打下好的“对口”基础，过于放开选择性对人才选拔和培养可能并不利。
在此背景下，北京等第2批启动新高考的省份将对选考科目进行限制，不再“迁就”考生。今年5月发布的《2020年拟在京招生普通高等学校专业（类）选考科目的要求》中，必须选考物理的专业数量大大增加，甚至出现了须选考两门科目的专业。
比如北京大学的工科试验班类、理科试验班类、数学类、物理学类、天文学、地球物理学类、心理学类等专业（类）均须选考物理。清华大学的理科试验班（化生类）、临床医学类则须选考物理+化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环境工程专业则须选考物理+化学+生物。
用好两次专业选择机会
学生在新高考中专业选择权增加，一方面体现在选考科目受限制少，另一方面体现在大学越来越多采用专业类招生。
电子科技大学招办主任林鹏介绍，以往考生只能填报6个志愿，但采用大类招生后，学生填报志愿选择的是大类而非专业，一个大类包含过去几个专业，如果学生可以填报六个大类的话，那么就相当于学生填报了十几甚至几十个专业。
学生一般在专业类中就读1至2年，然后再根据志愿和成绩进行专业分流，这等于给了二次选择专业的机会。
2018年选择采用专业类招生的大学数量增加了。比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设置了9个大类，其中金融学类包含金融学、金融工程学、投资学三个专业，经济学类下设国际经济与贸易、税收学、财政学等专业。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2014年开始实施按类招生，当时只有一个类别，2016年增加到4个，2018年增加到9个，包括13个专业。
“高校设置专业类的方式各有不同，有的高校直接根据教育部规定的本科专业目录设置，比如文学门类下面有汉语言文学专业类、资讯传播学专业类等。有的学校步子更大，采取跨学科门类的办法，如果学校管理跟得上，对学生扩大选择权意义更大。”李硕豪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北京理工大学今年就实现了跨学院的大类。上海大学则将全校大部分本科专业分为人文社科类、经济管理类、理学工学类三个大类，进入大类的学生大一年级由社区学院统一管理，一年后分流至各专业。
“专业类招生对研究型大学是有好处的，应用型大学则不应该采取专业类招生，还是应该按照专业招生，着重培养某个领域的‘专才’，而不是‘通才’。”李硕豪说。
也因此，有些专业类又重新恢复专业招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今年就不再按食品科学与工程类招生，而是按专业招生。
但即使在加强专业类招生背景下，邵光华的调查还是发现，近1/3的学生认为没有进入自己想上的专业。他认为这可能与学生喜欢选择当下的“热门”专业有关。在专业优先的影响下，许多高分学生会选择一般学校的好专业，进而导致正常情况下能进入该专业的学生失去录取机会。
“按照专业类招生也是大学的无奈，无奈在于中学阶段，学生们都是学习同样的科目，参加同样的考试，没有让学生明白自己的优势潜能在哪些方面。”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正是因为学生的兴趣、爱好被考试磨掉了，导致很多学生进入大学后，找不到明确的职业目标。”储朝晖告诉记者。
相比之下，美国早在1989年就制定了《国家职业发展指导方针》，提倡规划职业生涯教育要从6岁开始。日本从2000年起，用3年时间开展了职业生涯教育专业教师培训，为高中学校提供了职业教育课程所必要的设备、实习与实验经费。澳大利亚则在高中会考中加入了10%的学习计划考核。
“目前学生的学业和职业规划是高中学校一个比较热的需求。目前在新高考已经启动的地区，这种需求正变得比较普遍。现在也有大量的公司研发这类产品，进入这个市场。”晓羊教育创始人兼CEO周林说。
加速淘汰“红牌”专业
李硕豪也指出，“已有大学在几年前就开始大类招生，但发现专业类跨度过大，学生之后分流专业时，有的专业就没人选了，所以又缩小了专业类的专业数量。”
5月26日，在一场河北省部分高校高考招生工作研讨会上，多所高校招生负责人都表示，高考改革的实施，必将对高校专业的调整产生较强的冲击，优势专业定会受到热捧，而冷门专业也将面临生源不足的困境。
由于学生在填报志愿时，专业比学校相对更受重视，导致2017年的录取中，一些学校整体一般但特色鲜明的高校逆袭成功。比如同济大学浙江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录取分数线超过了很多985、211高校，西北政法大学在浙江省的法学录取分数线与很多211高校看齐，甚至超越了一些211高校。
但查字典高考网近日发布的《2018年度高招调查报告》也显示，高水平大学某些优势不明显专业的警钟已经敲响。
2017年浙江高考录取中，部分原“985”“211”工程高校的专业投档分数线出现了较大差距，同一所学校内，各专业间最高投档线和最低投档线之间的差值高达60分之多。如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专业分差65分，东北师范大学的专业分差61分，西南交通大学的专业分差55分。
调研机构麦可思研究院每年发布的《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都会列出红牌专业，2017年的本科红牌专业为历史学、音乐表演、生物技术、法学、美术学、生物工程。其中，音乐表演、美术学连续三届是红牌专业。
压力之下，部分高校正在停招一些专业。湖南理工学院招办主任易波介绍，该校今年停招了6个专业，分别是工商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网络工程、汽车服务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信息工程。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近日也宣布，未来两年内，该校将停招11个本科专业，分别是：信息工程、物联网工程、应用物理学、海洋工程与技术、生物医学工程、物流管理、市场营销、环境科学、经济统计学、编辑出版学、工业设计。
就业差是原因之一。比如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专业近3年的就业率分别为88.89%、90.00%、95.00%，低于全校当年的年度就业率。
有的专业停招则令人吃惊，比如时下火热的新兴专业物联网工程。停招的原因是“分流情况不理想”。学校当初按照大类学科招生，大二时根据学生自主选择专业实行分流，2015年有84人选择该专业，2016年是65人，到2017年下降到了14人。
“实行专业类招生的副产品之一，就是那些办学水平不够高的专业渐渐没有学生愿意分流，就自我淘汰了。”李硕豪说。
“总体来讲，高职高专院校的专业设置可以‘随行就市’，盯紧学生就业率，但研究型大学有知识传承和创新的使命，不能轻易取消专业。事实上，‘名校情结’是古今中外持续存在的，对大多数考生来说，名校的吸引力还是大过专业。”李硕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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