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犯最大错误:选溥仪继位之谜

来自：查字典高考网 2009-10-13

摘要：另一方面，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相继去世，致使帝国失去了象征性的和实际上的权威中心。光绪皇帝虽然在最后阶段并没有掌握实权，可是他历来的革新姿态为他在海内外赢得了相当多的理解者和同情者，甚至包括部分列强，并且作为皇帝，他的象征意义在特殊时代里任何人无法比拟，也就意味着在他的名义下所进行的改革可以得到更大程度的支持。慈禧太后的权术和铁腕同样有它存在的必要性

1908年末，整个新政事业已经进入到第7个年头，深度的政治改革也已开启长达3年之久，整个改革进程由此进入到

入到最为关键也最为艰难的阶段。

然而，由于受到局势发展的刺激，无论是民间的立宪人士还是朝中的立宪官僚，他们的立宪主张陡然变得更加激进，开始向政治改革的主持者施加前所未有的压力。

另一方面，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相继去世，致使帝国失去了象征性的和实际上的权威中心。光绪皇帝虽然在最后阶段并没有掌握实权，可是他历来的革新姿态为他在海内外赢得了相当多的理解者和同情者，甚至包括部分列强，并且作为皇帝，他的象征意义在特殊时代里任何人无法比拟，也就意味着在他的名义下所进行的改革可以得到更大程度的支持。慈禧太后的权术和铁腕同样有它存在的必要性。

清末新政中的政治改革实际上历经慈禧太后和摄政王载沣两代皇室领导人的主持，在新旧过渡阶段的政治体制中，领导者的个人素质对于政局的影响非常明显。慈禧太后当然不是一位立宪改革的激进领导者，但也绝对不是一位天然的反对者，就像日本明治天皇、俄国的彼得大帝，虽然都是封建君主，但仍能在他们主政时期完成历史性革新。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并不需要这些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最高统治者具有过多激进观念，他们只需要跟随近代化的浪潮往前走，并且对新事物、新思想、新体制保持一种善意的宽容，就不辱他们存在的使命。慈禧太后的弄权行为、保守思想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都贻害无穷，但是也需要认识到，如果把中国近代化历程的坎坷过多地归咎于她一个人的因素，只能说是一种极其肤浅的反思，这样的所谓反思除了满足口舌之娱外对认识问题毫无用处。

梁启超在后来对李鸿章评价时说过这样的话：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同样的道理如果以近代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慈禧太后一人，即或把她骂得狗血喷头，也不足惜。但同时也掩盖了更为复杂、更为根本性的社会因素。

至少在清末新政开启之后，正是慈禧太后这一政治权威的存在，保证了包括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内的整个政局的相对稳定，各项新政事业也能大体做到按步运转。一位考察了清末政治的西方学者认为：慈禧的突然死亡使王朝失去了一个最能干的人物，失去了维系这个解体的国家的强手。(美)李约翰：《清帝逊位与列强》，第15～16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一个异国学者的事后考证并不能完全客观反映历史真实，同时也不能过度夸大这个权威的历史作用，但是慈禧太后的突然死亡，确实导致了清末宪政改革更加坎坷，社会分裂程度进一步扩大。

慈禧太后作为新政改革的掌舵者差强人意。但是面对纷乱的利益之争以及改革困境，她的内心极度矛盾和焦灼，甚至越发感到力不从心。

其实早在庚子事件中，就显示出她对局势不能掌控的迹象，这种迹象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表现在督抚们对她的谕旨置之不理，因为李鸿章、袁世凯这些实权人物一面抗诏不遵，与列强签订东南互保，一面却不得不对她表示出最大的忠诚以得到她的支持和谅解；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她不能阻止强大顽固派的极端举动，她并不是看不到义和团排外行为的危害性，她也不愿看到顽固王公们带领团民冲入皇宫劫杀光绪皇帝，但是一切可怕的事情都发生了，并且她一步步卷入进去并担当了罪魁祸首的角色。洋务运动时期的种种事情可以表明，比起同时代的众多官僚，她并不保守，可是她无法抵御强大的顽固逆流，并且自己被其淹没也并不自知。

举行新政之后，她的改革欲望非常强烈，并且尽其所能作出了种种努力和尝试。但是因为她的阅历、认识的限制，她无力应付新政过程中日益涌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新政改革风起云涌、前途幻化莫测之时，适逢她的晚年，一方面新政的前景为她带来希望，另一方面现实困境使她陷入更大的悲观。

张謇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影响巨大、声望颇高，笔者在内心深处一直对他心存由衷的景仰，认为像他这样的历史人物才是真正的近代化中坚力量。他性格坚定且视野宽广，有着牢固的民族文化根基且勇于接受新的事物，还有崇高的政治理想，但并不是只停留在幼稚的幻想阶段。在张謇眼里，没有比国家利益更高的政府利益。当一个旧体制愿意更新并处于更新阶段时，他会与其保持最大诚意、最大程度的合作；任何人都不会说张謇顽固、保守。即使当现行体制遭遇不测、命悬一线时，他仍旧会为其效命奔波，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对旧体制的愚忠，只是为了将民族革新的代价降到最低点；但是如果这个体制真的被排挤出局，张謇就会毅然决然与新政府展开合作，而决不会对旧时代存在丝毫的留恋。无论处于任何政治集团、任何人主宰的政府，他都会勇于站到前台严厉批评当局的失策。

张謇这样的态度却受到慈禧太后的青睐。从1907年春开始，他受到慈禧太后4次召见，最高统治者希望从他那里得到真实有效的反馈信息和有益建言。据他后来的回忆，慈禧太后多次语及时局之非，不觉泪下。张謇直言官制的混乱和行政效率的低下，以及为推行新政筹措资金，国家财政陷入两难的窘境，还如实陈述税收加重，官吏盘剥，怨声载道等世情。又言及海外留学生对国内官员腐败和宪政进程不满，纷纷拥护革命，民心涣散令人震惊。慈禧太后闻此不禁失声痛哭。

张謇曾直面向慈禧太后问道：改革是真还是假？

太后愕然：因为国家形势不好才着手改良，改革还有真假不成？

她在张謇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心力交瘁：我久不闻汝言，政事败坏如此。你可以问问皇上，现在召对臣工，不论大小，甚至连县官也时常召见，哪一次我不是用言语以求激发天良，要求他们认真办事？万不料全无感动！

其实慈禧太后在新政中、在宪政改革中也是大体跟着革新的潮流往前走，她的作用就在于利用她的铁腕和权力保证了大局的平衡和稳定。

1908年11月14日，37岁的光绪皇帝拖着久病的身躯在孤寂之中离开人世。

第二天，74岁的慈禧太后也随之去世。慈禧太后时代正式宣告结束。

但是她的影响还在延续。她在病榻前立下政治遗嘱，立3岁的溥仪为嗣皇帝，溥仪是第二代醇亲王载沣的长子，载沣顺理成章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

第一代醇亲王奕譞共有7子。次子名为载湉，即光绪帝。五子为载沣，承袭醇亲王爵。七子载涛，承袭贝勒。所以清朝两代醇亲王，每一代都出了皇帝，也都是父以子贵。

醇亲王载沣在外表看来相貌堂堂，颇有风采。当年出入宫廷的美国医生曾这样描述说：他缄默少语，相貌清秀，眼睛明亮，嘴唇坚毅，腰板笔挺，虽不及中等身材，但浑身透露着高贵。

载沣摄政初期，外国政府和国内外立宪派都曾对他寄予厚望，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他曾出访欧洲，平生喜读西书，眼界超出一般王公贵族，载沣可堪称清朝皇族亲贵中走向世界的第一人。1901年他18岁，以皇弟的显贵身份率使团赴德国柏林，为去年义和团运动时德国公使克林德遇刺一事向德国皇帝威廉?亨利谢罪赔礼。他带领参赞大臣张翼、荫昌等经香港、新加坡、锡兰、瑞士到达德国。载沣抵达柏林后，双方对谢罪仪式一度发生争执。德方要求载沣晋见德皇时行三鞠躬礼，参赞随员均行跪拜礼。此种侮辱，使载沣不堪忍受。后经据理力争，谓世界各国使节觐见彼此元首时均不行跪拜礼，若德皇强欲清朝使者行中国礼，受礼者未必光荣，如传闻于他国，反为德国之耻。措辞委婉而有理，经多次往返交涉，德皇终决定俱行鞠躬礼。这次出使经历对他改革思想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并且他此后多年参与宪政筹备工作，在1906年政府讨论立宪问题时，他就是立宪倾向较为明显的王公之一，1908年国会请愿时，他呼吁确定开国会期限，以免使国民灰心。参见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216～218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应该说在政治主张上，这位身兼军机大臣的亲王是一个倾向于立宪救国论的政治人物。

第二，他是光绪帝的弟弟，人们认为他理应继承乃兄遗志，认真筹备宪政，当对改革有着顺理成章的热情。

第三，他在政治上给人们留下了开明的印象。载沣出使欧洲后回到北京，携带布鲁厄姆欧式马车回国，驾着它到处来去。并且进入贵胄学堂，主修算学、化学、电学等13门近代课程。并自购地球仪、天文望远镜等科学仪器，在这位亲王的日记中，经常出现哈雷彗星、五星连珠、日食月食的记载，这些大多出自他的亲自观测。此后这位摄政王首先使用汽车、电话、剪辫子，也是第一个穿西服的王公。这些新的生活方式，在当时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文化，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位摄政王会在立宪方面取得新的进步。

马勇在他的《超越革命与改良》一书中这样评价已持续7年之久的新政革新，并对它接下来的发展形式进行了评估：不仅晚清的实权人物西太后确曾真诚地主张进步与革新，因为如果没有她的默许和支持，恐怕不是没有晚清的新政之举，即使1898年的维新运动也无从发生。而且西太后之后的清廷掌权者(载沣等人)，既无力拉历史的车轮倒退，将局面归复到西太后之前，更无心这样去做，他们实际上继续着西太后在世时业已开始的政治改革。不论清政府这一措施的实质目的如何，它在政治上不可避免的效果便是为政治改革打开了通路。马勇：《超越革命与改良》，第62页，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在具有这些天然优势的同时，载沣会是一位理想的改革领导者吗？

一名优秀的改革领导者除了应具有鲜明而进步的政治理念外，政治心理学者还认为：政治行为者的个人素质对政治过程具有独特的和无所不在的影响。(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册，第346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溥杰在《父亲醇亲王载沣》中这样描述载沣的性格：

我父亲虽然成了国家拥有最高权力的人，可是他是个老实人，也和我祖父一样，都是把权力看得较淡。

父亲喜欢读书，各种书报杂志都看，经常读的是史书，尤其是《资治通鉴》。晚年自号书癖，他有方图章，刻的是书癖两字；也爱看戏，喜欢看杨小楼、梅兰芳、谭鑫培等人的戏。他甚至还喜欢学点天文学。夏季夜晚，他给孩子们指认天上的星座。每逢日食出现，他和孩子们隔着熏黑的玻璃片观察太阳，并把日食、月食经过的情况记入日记，附上工笔绘画的图形。

我常想父亲如果不当摄政王，专门读书研究的话，一定会有相当成就的。我后来喜欢读书，也是受到家庭的影响。

载沣在读书中自娱自乐，有感而发写过这样一副对联：

有书有富贵，无事小神仙

载沣自己很欣赏这副对联的意趣，还命人精刻下来，挂在书房门口。

深知其底蕴的胞弟载涛这样评价他：遇争优柔寡断，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

光绪帝病殁时，在皇室近支溥字辈中，恭亲王溥伟年岁最长，乃祖恭亲王奕?生前有保存社稷之功，殁后配享太庙，这样的政治影响不是其他任何近支所能比拟的。他曾经被舆论认为最为合适的皇位继承人。再如溥伦，无论个人性格还是能力资质也都在载沣之上。

慈禧太后为何在嗣位问题上又一次弃大选小？

其一，与溥仪家的个人关系最近；

其二，防范袁世凯。溥仪的父亲载沣是光绪皇帝的亲兄弟，太后选定他为摄政王，主要是为了对野心勃勃的袁世凯预作防范。因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不光彩行为，醇王府一系的政治势力与袁世凯在感情上相互排斥。选载沣为摄政王，对袁世凯的权势将是有力的钳制。

还有一点很重要，载涛在他后来的回忆中曾做过这样的分析：慈禧太后自认为身体尚好，准备在接下来的新皇时代继续垂帘听政，所以侧重于册立幼君。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79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这就要求新君背后的政治势力绝对听命于她，而当时较为符合条件的就只有三岁的溥仪和他的父亲载沣。换言说，正是载沣性格的温和性让慈禧太后垂青于他。

由此可见，是慈禧太后对权力的贪欲和私欲导致了载沣软弱政权的出现。

学者萧功秦这样评价慈禧太后此举：可以说，慈禧选择载沣与年仅三岁的溥仪作为大清皇权的继承者和监国者这一件事，是这位执掌中国大权达四十年之久的最高执政者所犯的许多错误中，最后的也可以说是最为致命的错误之一。因为，当中国最需要一个有经验、能力和意志力的决策权威人物的关键时期，慈禧竟然为了一己的私欲，而选择了最不适于作为最高执政者的人物来充当此任。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第246页，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他还以俄国最后一位专制君主尼古拉二世与载沣作比，发现二者有着惊人的历史相似性。在1894年，尼古拉二世继承亚历山大三世成为新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具有优秀的个人品性，他简朴、谦和，热爱家庭，颇具教养。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这种高贵优雅的素养对处理政治危机毫无用处，因为危机时代需求的治世之才除了眼界开阔、富有政治魅力，更应该具备顽强、果敢、灵活的特性，可以肯定的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俄国，只有另外一个像彼得大帝那样的俄国沙皇出现，才能够拯救罗曼诺夫王朝和帝制俄国，而尼古拉绝不是这样的君主。清王朝的摄政王载沣也同样如此。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第246～247页，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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