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查字典高考网 2009-10-14
【摘要】:贺氏密告绍曰:汝将何以救吾?绍乃夜与帐下及宦者数人,踰宫犯禁。太祖驚起,求弓刀不获,遂暴崩。可怜道武帝竟死于亲生儿子之手,而且成为子贵母死制度的间接受害者。这一制度,一开始就充斥着血腥。太宗在外,闻变乃还,赐绍母子死,拓跋嗣即位
立太子前,先赐死其生母。这种残忍的传位方式,史学界称之为立子杀母或者子贵母死。开此先河的,是汉武帝;形成制度的,却是拓跋氏。汉武帝立子杀母,在西汉仅此一例;而拓跋氏的子贵母死,却在北魏沿袭成势。
翻开《魏书皇后传》,关于子贵母死的记载,让人触目惊心:道武宣穆皇后刘氏,后生明元后以旧法薨;明元密皇后杜氏,生太武泰常五年薨;太武敬哀皇后贺氏,生景穆,神麚元年薨;景穆恭皇后郁久闾氏,生文成皇帝而薨;文成元皇后李氏,生献文,依故事薨;献文思皇后李氏,生孝文帝,皇兴三年薨;孝文贞皇后林氏,生皇子恂后依旧制薨;孝文文昭皇后高氏,后生宣武暴薨。
这份死亡名单中,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文成元皇后李氏,可以称依故事死;孝文贞皇后林氏,可以称依旧制死;而排在最前面的刘氏,为什么也称以旧法死?带着这份疑惑,笔者仔细翻阅了《魏书序记》,既没有发现这种故事的明确记载,也没有找到此类旧法的杀人事件。这就说明,北魏子贵母死制度的制定者,就是开国皇帝拓跋珪;而拓跋嗣的生母刘氏,无疑是这种皇位传承方式的第一个牺牲品。那么,北魏子贵母死制度是怎么产生的?拓跋珪为什么要制定这种残忍的制度呢?
普遍认为,拓跋珪是在学习汉武帝,其实不然。众所周知,主少母壮和女主颛恣乱国家,是汉武帝立子杀母的主要原因。其中,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病症。当时,刘弗陵只有七岁,尚在冲龄;其生母二十六岁,青春年少;汉武帝六十九岁,风烛残年。汉武帝自知时日不多,赐死钩戈夫人正是为了防止其成为吕后第二。相比之下,北魏刘氏死时,拓跋珪三十九岁,正值壮年;拓跋嗣十六岁,血气方刚,且北方游牧民族男子成熟较早,拓跋珪十六岁时就已经建国创业。再者,拓跋珪之死纯属意外,如果不是非正常死亡,他完全能够再活个十年八年,拓跋嗣也会变得更加成熟稳重。可见,子贵母死决不是对立子杀母的简单模仿。笔者认为,北魏子贵母死制度的产生,幕后另有重大隐情。
北魏建国前,拓跋鲜卑还处在氏族公社解体时期。《魏书序记》把妇人比作天女,以及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的谚语,说明父系氏族社会时,妇女地位还相当高;而昭成议不决。后闻之乃止和平文崩,后摄国事,时人谓之女国。后性猛妒忌,平文之崩,后所为也,则反映了当时的妇女既干预朝政,也专权弄权。再者,作为东胡的一支,鲜卑人的血管里,难免携带着先母而后父和怒则杀其父兄而终不害母的基因。北魏要成为专制帝国,实现父子家天下,就必须要对阻碍封建化进程的落后习俗,尤其是对根深蒂固的母权制进行血腥变革。笔者认为,拓跋珪通过赐死刘氏,使拓跋嗣摆脱母权干扰,成为独裁皇帝,是形成子贵母死制度的根本原因。
除了历史遗留问题,现实情形也让拓跋珪感到忧心。拓跋部能够复国,北魏能由弱变强,除了母族贺兰部的鼎立相助,还得益于妻族独孤部的大力扶持。然而,随着敌对政权一个个的被征服,随着北魏国势的日渐强盛,对中原历史颇有研究的拓跋珪,敏锐地嗅到了外戚势力对北魏的潜在威胁。拓跋珪是政治家,是开国皇帝,而且受过灭国之苦,为了保住这份失而复得的基业,他必须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拓跋嗣一旦继承皇位,其生母刘氏,这个来自独孤部的皇太后,就可能成为独孤部外戚染指北魏皇权的桥梁纽带,那么,王莽篡汉的历史悲剧就会在北魏再度上演。笔者认为,拓跋珪通过赐死刘氏,达到离散外戚部落、杜绝外戚介入、防止皇权旁落的连环目的,也是产生子贵母死制度的重要原因。
当然,如果北魏没有妇人的坐镇,这种来自外家的威胁也就不会存在。在历代皇帝中,有拓跋珪这种独特视角和忧患意识的,实不多见。为了让制度顺利实行,为了消除妇人干权,拓跋珪需要一种无形而又高压的力量,来堵住悠悠之口。于是,他谎称拓跋部有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的祖制,将刘氏以旧法处死。《魏书太宗纪》记载了拓跋珪对儿子的教诲: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参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将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既然子贵母死不同于立子杀母,拓跋珪为什么又要搬出汉武帝呢?笔者认为,北魏正倾心汉化,拓跋珪远同汉武,就把表似神非的两种概念钩挂在一起,从而为子贵母死披上了一件合乎礼法的外衣。
拓跋珪没有想到,他会因此丧命。刘氏死后,拓跋嗣哀泣不能自胜。拓跋珪开导他,他反而哀不自止,日夜号泣。这种软弱的表现,让拓跋珪很失望,由盛怒转而露出杀机,拓跋嗣吓得游行逃于外。拓跋嗣失踪后,拓跋珪不得不重新立太子。他想立拓跋绍,就必须要赐死其生母,即来自母族贺兰部的贺氏。关于这件事,《魏书道武七王》中做了模糊处理:绍母夫人贺氏有谴,太祖幽之于宫,将杀之。会日墓,未决。贺氏密告绍曰:汝将何以救吾?绍乃夜与帐下及宦者数人,踰宫犯禁。太祖驚起,求弓刀不获,遂暴崩。可怜道武帝竟死于亲生儿子之手,而且成为子贵母死制度的间接受害者。这一制度,一开始就充斥着血腥。太宗在外,闻变乃还,赐绍母子死,拓跋嗣即位。
拓跋嗣虽然反对子贵母死,但他素来纯孝,最终无条件继承和沿袭下来。从拓跋珪开始,子贵母死已经成为北魏易代前的惯例。这种做法虽然丧失人性,但在北魏前期,对于加强皇权和推进封建化进程,对于稳定内部和维护皇位传承秩序,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北魏一朝,在父死子立的传位过程中,没有出现大的争斗。但是,这种制度本身也有缺陷。如,拓跋晃和元恂,这两位太子都死在了老爸前边;儿子没当上皇帝,他们的生母岂不白死了。再如,生母被赐死后,不少幼年的太子往往由保母来抚育。太子即位后,念其呵护养育之恩,都尊她们为保太后,甚至皇太后,她们的子侄也被封为高官,甚至封公封王。这就造成了,生母没能专权,保太后们反倒干预朝政。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
随着封建化进程的推进,北魏后宫几乎成了汉女的天下。她们自身无法干预朝政,也没有强大的外家影响朝局,子贵母死已经失去存在的理由。但是,它却一直被人捍卫着,僵化着,并演变成为后宫铲除异己和争权夺利的最好借口。拓跋濬的贵妃李氏之死,就是个例子。据《魏书皇后传》记载:文成元皇后李氏,遂有娠。常太后后问后验问,皆符同。及生献文,太后令依故事。临决,每一称兄弟,拊胸恸泣,遂薨。入宫前,李氏曾被别人霸占,这让思想保守的常太后心里很不痛快。李氏怀孕时,常太后竟然亲自去验问,鉴定是不是龙种。生下拓跋弘后,李氏从普通妇人直接封为贵人,仅次于皇后,这让皇后冯氏感到恐慌。所以,在对付李氏的问题上,两个女人同仇敌忾。
此外,冯氏还有别的目的。冯氏从保太后身上得到启发:亲自抚养皇储,以控制将来的皇帝。为此,冯氏利用子贵母死先后害死了三位母亲,即拓跋濬的贵妃李氏、拓跋弘之妻李氏和拓跋宏之妻林氏。通过这种卑鄙手段,冯氏先后控制了拓跋弘和拓跋宏两位皇帝,长期临朝听政,并把拓跋弘逼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太上皇,随后将其杀害。冯氏的侄女入宫后,其行止与冯氏无异。据《魏书皇后传》记载:孝文文昭皇后高氏,后生宣武冯昭仪宠盛,密有母养帝心。后暴薨或云昭仪所贼也。自己没有儿子或者生不出儿子,就杀其母,而养其子,强抢未来皇帝的抚养权,以便将来参与朝政。从冯氏开始,子贵母死制度变得更加灭绝人性,北魏宫廷已经被阴毒恐怖的气氛所笼罩。
在子贵母死的阴影下,到了元恪时期,竟然出现了椒掖之中,以国旧制,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魏书皇后传》)的局面,堕胎现象也屡见不鲜。再者,皇后高氏性妒忌,宫人希得进御,元恪面临着绝后的政治危机。后来,胡氏不惧子生身死,艰难地为元恪生下了元诩这根独苗,因功进为充华嫔。为皇统大计,元恪废除了子贵母死制度。有人认为,这一制度是由拓跋宏废止,依据是子贵母死,高祖终革其失,良有以也,其实不然。林氏死时,拓跋宏确实曾提出过不欲袭前事,但因冯氏反对,故不果行。此外,《资治通鉴梁纪》也记载了北魏废除子贵母死制度这件事:天监十一年(512)冬,十月,乙亥,魏立皇子诩为太子,始不杀其母。
始于天赐六年(409),止于延昌元年(512),子贵母死在北魏沿袭七代,历经百年,见证了拓跋鲜卑的兴衰。这一制度,是氏族社会碰撞封建专制的产物,是北魏推进制度转型的催化剂,所以,它只是一时的权宜之举。它虽然有一定合理性,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妇人干政问题。事实上,北魏出现了很多女强人,如窦太后、常太后、冯太后、高皇后、胡太后等。细细数来,这一时期的妇人干政现象,要比北魏建国前还要严重。笔者认为,封建专制制度一日不除,妇人干政的现象就不会断绝,这也正是西汉立子杀母一代而终的根本原因。而那些别有用心之人,不顾制度与现实的严重脱节,将其变成妇人参与国政的工具,这不仅违背了拓跋珪的初衷,同时也加速了北魏政权的衰败和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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