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查字典高考网 2014-06-07
1910年，胡适参加留美考试，第一场考国文英文，国文题目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胡适写下一篇乱谈考据的短文，不料改卷老师也有考据癖，居然给了他100分。这其中，自然有运气的成分。
百年白云苍狗，时至2014年，像胡适这样的高分作文似乎越来越不大为人所关注，倒是高考语文考试甫一结束，零分作文即粉墨登场，受到欢迎。此一流变，意味深长。不过，要对作文考试真正有所理解，还得从它的源头科举考试说起。
死记硬背难考进士
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时增开的甲辰恩科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科科举考试。次年，科举正式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彻底分离。
科举制从隋朝开始实行，隋炀帝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可以考取孝悌有闻、德行敦厚、文才秀美、才堪将略等十科举人；进士二科，以试策取士，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即写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有关的论文。如此一来，读书考功名，成为读书人走向上层社会的终南捷径。
在唐朝，科举制大有发展，常设的考试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等五十多种，其中进士考时务策和诗赋、文章，考生需要具备一定程度的文学才能；明经着重考经义，有所谓帖经，将经书的任何一页揭开，把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覆盖三个字，让考生填充相当于今天的填空题。
进士科要考文学能力、政治见解，因而得第较难，所以社会上流传着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这意味着，死记硬背或可考明经，要考进士，就很难了。到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
到了明朝，科举制越发完备，考试内容基本以四书五经为准，以四书文句取题，文章格式受到严格规定，开始先揭示题旨，叫破题，接着承接上文，为承题，再开始议论，称起讲，然后入手、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依序而写，被称为八股文。这一时期，科举制度到达鼎盛状态。
八股文还魂
要写作八股文，首先得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其次要按照写作步骤，进行长期的作文训练，最后在此基础上，在重重限制下，力图写出新意。
八股文中，有一些篇章文采俱佳，明朝内阁首辅王鏊《百姓足，孰与不足》一文便广受赞誉。这篇文章强调了重视民生的观点。彻法之立，本以为民，而国用之足，乃由于此，何必加赋以求富哉！王鏊最后写道。
因其对形式的固守，束缚人的思想，也因为是人们步入仕途的唯一通道，很多才华横溢的读书人被排除在外，在科举制实行的过程中，争议不断。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也有存废之争，1738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书乾隆帝，称：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应将考试条款改弦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乾隆组织讨论之后，发现没有人能提出替代科举的方案，这次提议也就不了了之。
时至1902年，清政府才宣布停止科举考试使用八股，但此后，在教育领域，八股文死后还魂，写作采用固定格式，着力模仿，扼杀创意，八股文现象不绝如缕。1939年，对于当时的教育现状，丰子恺就曾在日记中痛陈道：过去之教育，不合天理人情之处甚多。就艺术教育而言，过去之绘画音乐教育，生吞活剥，刻画模仿，游离人生。教育者徒以死工作相授受，而不知反本。此直可称之为画八股、乐八股。今后非痛改不可。
丰子恺提出，要驱除过去的弊端，必使一切事业本乎天理，合乎人情，凡本天理，未有不合人情者；凡合人情亦未有不成功者。
最后的科举考试仍可取
八股文桎梏身心，新式学校日渐发展，开民智、求人才，成为共识。时代洪流滚滚向前，1904年的科举考试，成为了绝响。如今，在教育界的人士看来，这一场考试却颇有可取之处。
这次考试分为三场，第一场考史论，考题有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分析国家不振的情况下要不要下猛药等问题；第三场考四书五经，有三道题，首题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多是科举考试的常规动作。
亮点在第二场考试，考学生对各国政治的了解与思考，第一题探讨教育本身：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其后各题探讨日本、欧美国家的时政。
这样的题目关心世界，视野开阔，学生会很感兴趣的。在北京十一学校探访时，语文老师黄娟说。这所学校以面向个体的教育改革著称。
陈寅恪出对联题
八股既废，新的考试接档。民国时期，虽然有一段时间实行全国统一招生，但是，各大学招生完全自主，作文考试也由各个院校自己命题。1929年，北京大学的国文考试只有一道作文题，分为甲部、乙部，前者是：清季曾、李诸人（指曾国藩、李鸿章）提倡西学，设江南制造局、翻译科学书籍甚伙，其中不乏精深之作，何以对于当时社会影响甚微？试言其故。乙部试题是：清儒治学方法，较诸前代，有何异同？试略言之。学生可以依此各抒己见，并无限制。
1930年，诗人臧克家报考国立青岛大学，时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的闻一多出了两个作文题，一是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二是生活杂感，两者选一。臧克家把这两道题都做了，其中生活杂感一题，他只写了三句话：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那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这三句话打动了闻一多，给了他九十八分的高分。结果，虽然臧克家数学考试得了零分，仍然被青岛大学文学院破格录取。
学者陈寅恪也出过考试题。1932年，他担任清华大学(微博)国学研究院导师，在一场国文考试中，出了一道对对联的题目，上联是孙行者，要学生对出下联。结果，只有三个学生对上，其中一人对以当时的北大教授胡适之，另一人对以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都对得十分巧妙。
1946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联合招生，题目只有两道，除了一道成语解释题，便是作文题学校与社会。因为没有什么要求和限制，学生积极发挥，佳作频出，北京、天津的报纸副刊争相摘录、刊登。
对于这样的作文考试，一位评论者感叹道：与这些简洁、精炼的试题相比，我们今天的考试还能让孩子领略到学习的快乐吗？与如今那些动辄长达十余页、似是而非的高考题目比照，究竟哪一种更接近我们教育的初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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