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和中国教育科研网等日前举办的“纪念高考恢复30年”高峰研讨会上,一批曾经受惠于高考而今又以高考研究作为事业的专家学者,满怀对高考的感谢各抒己见,为使高考更让人民满意出谋划策。

1问　国家大考何以全民总动员

高考,是一个长盛不衰的热门话题,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话题。除了高考,很少有哪个教育活动会长久吸引举国关注。每年一次的高考吸引着社会各方面的目光,特别是每到考试和录取季节,高考更成为媒体聚焦的中心。

为了高考,许多地区出台了夜间禁止工地施工的措施;为了孩子顺利考试,大部分家长都要请假全程陪同,有的还要租住高档宾馆酒店;高考期间,考生忘了带准考证,警察会带着学生跑回家里去取;学生找错了考场,警车就专门去送。北京有个学生两次跑错了考场,警车就送了他两次。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教授理解之余表示了更深的忧虑:“连考场都弄错几次,这样的学生到大学能学好吗?全社会关心考生是应该的,但这么一个关心法对学生有什么好处?现在全国对高考的关注已经超越了常规。”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王极盛教授说,每年高考时节,超过70%的家长送孩子到考场,这已成为一种特别的景象。他说,事实上多数家长对孩子的高考属于干着急、帮倒忙。家长关心孩子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现在家长对孩子的关爱显然是过分了,有的到了高考前半个月、二十天,夫妻俩在家说话要小声小气,连走路都静悄悄的,生怕打搅了孩子。然而,家长过分的期待,反而给孩子造成了不必要的压力。有一次王极盛教授到北京大学办事,碰到一对外地夫妻带一个小女孩在校园里参观,就问小女孩:“小朋友,你以后考大学考哪个?”孩子脱口而出:“我考北大。”孩子的爸爸则马上来了一句:“清华也行。”

高考已经被赋予太多太沉重的内容,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教授说,现在许多人将高考看成是难得的一项公平竞争制度,是平民百姓的出头机会,是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民众对高考信任度高、期望值也高。所以,形成了一到高考就全民总动员的局面,高考真正成了国家大考。

2问 分数面前能否人人平等

中青在线网站总裁刘学红1977年写的高考作文后来登在了《人民日报》上,她深有感触地说:“高考体现了面向所有青年学子的教育公平。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无论你身处何地、背景如何,只要你有知识、有才华,就可以通过高考实现个人梦想,改变人生轨迹。”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谢小庆教授表达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前提,是所有的孩子接受了相同的教育,或者得到了相同的服务。有的人参考书只有一两本,老师水平一般,还要经常帮助家里干农活;而有的学生除了学校和家庭良好的条件,还可以接受专家辅导,享用各种各样的营养品。他们如果考出了一样的分数,能够等值吗?所以,等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们都平等地享受了相同的教育的时候,再来谈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才有意义。”

就以今年山东省基本能力测试的试题来看,很多问题的设置都是以城市文化为背景的。例如对绿色GDP的理解,对贝多芬《欢乐颂》简谱片段的识别,QQ、搜索引擎、个人网页等网络知识的应用等,对一些农村出生的孩子就形成了一定的障碍。顾明远教授回忆，自己几十年前参加高考的时候因为家在农村、学习条件有限,从来没用过什么实验仪器,没看见过汽车,结果物理没考好。

影响公平的因素,还有各地招生名额的差异、重点高校招生本地化和某些特殊政策等问题。对此,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杨东平教授说,近年来的高考改革主要集中在考试科目上,对招生录取制度改革重视不够,而大面积影响高考公正的,主要是在这一环节:

――我国长期沿袭的录取名额分配,缺乏地域公平的考虑,由于各地的录取名额不是按照考生人数制定的,致使各地的录取率差异极大,造成“倾斜的高考分数线”、“高考移民”等不合理现象。形成这一现象的基本原因是历史形成的地方高等教育资源的巨大差异。

――在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高等学校新一轮调整、合并的过程中,一些著名的研究型大学采取与地方政府共建的方式扩大学校资源,从而造成学校招生本地化的严重现象。2005年,部分研究型大学本地生源的比例分别是:复旦大学44%,上海交通大学47%,武汉大学50%,南京大学55%,浙江大学61%。研究型大学招生本地化,不但减少了外地优秀生源获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有违教育公平,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源质量,有违创建一流大学的目标。

――高考录取中还存在许多特殊政策,有的具有照顾某些特殊群体的重要价值,有的是为了保障特殊行业的人才供给,有的是为了打破单一的分数评价,为特殊人才开辟通道。但如今许多政策已经有违初衷,直接向教育公平挑战。

3问　高考指挥棒究竟指向何方

为了匡正应试教育的弊端,教育行政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实施新的课程标准,提倡素质教育。但是,在目前评价学校的“硬杠杠”――高考面前,究竟学校应该怎么办、听谁的?校长和老师们的回答十分明确：当然得听高考的。目前大部分学校实际上还是在“轰轰烈烈喊素质教育,扎扎实实搞应试教育”,学校教学依然没有走上新课标的道路,还是在按照高考的思路教学。他们认为,目前搞好素质教育缺少的不仅是理念,更重要的是缺少与之相适应的选拔制度,只有使高校招生录取办法与课程改革相匹配,新课程的实施才能成功。

那么,高考这个魔力巨大的指挥棒究竟能否改变挥舞了30年的方式,指向人人向往的素质教育乐土呢?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民认为,从素质教育的要求出发,高考需要克服偏重知识、忽视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评价方式。如何从选拔高质量的考生转到选拔高质量的人才,科学有效地考察学生的知识、素质和能力,特别是如何测评学生的创新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实践能力,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解决的重大课题。“我觉得要增加综合性和开放性考题的分量,比如说增加策论这方面的内容。”韩民说。

为了适应新课程改革,高考改革已经迈出了相应的步伐。教育部考试中心副主任应书增介绍,进行新课标改革试验的山东、宁夏、海南、广东四个省今年已经实施了第一次高考。这四个省新课标高考的特点主要是三方面:探究性、多样性、选择性。在新课改省份制定高考方案时,遇到的一些问题值得研究和探讨。比如,在命题时,必修课的内容容易操作,但选修课的内容不易涵盖,选修课里有许多内容模块,考什么、怎么考,操作难度比较大。高考是统一考试,不论是全国统一考试,还是全省统一考试,它的特点是,适合考共性,对个性顾及不足。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目前的思路是,在命题时题量尽可能多一些,让考生的选择余地大一些;既要考出学生的基本知识和水平,又要考出考生的创新能力。

顾明远说,考试的内容不仅仅关系到能否选拔真正优秀的人才,还关系到中学课程和内容,考试内容影响到素质教育的推进,考什么就教什么已经成为学校的潜规则。所以,学校的科目不能过多,不能课程当中的科目门门都考试,那样学生负担就会很重,因此这是一个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的最好办法,就是坚持温家宝总理去年在教师节和教师座谈时谈到的,考核要具有综合性、全面性、经常性。

4问　能力究竟应该怎样考

相当多的学者认为,高考这个指挥棒能否指向素质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政策问题,而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许多人相信,通过考试内容、考题形式的变化,可以比较有效地解决困扰政府有关部门和学界、学校的难题。

谢小庆和杨东平就都从这些年公务员考试中受到了有益的启示。谢小庆介绍,从1989年开始,人事部公务员考试中引入了“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包括言语理解、数量关系、判断推理、常识判断和资料分析5个部分,主要考察报考者的推理能力。最初,“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在笔试中仅占10%的比重,包括哲学、政治、经济、法律、行政学等知识内容的“公共基础知识”占90%的比重。1992年以后,“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比重增加到50%,2002年则取消了“公共基础知识”考试。从近10年的实践结果来看,人事部大胆的考试改革尝试得到了考生、用人部门和各级人事部门的认可,对提高政府机构人员素质和办事效率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杨东平建议,目前,在高考中可以逐渐增加能力试题的比重(例如每年增加10%),在内容设计上把考察基础知识和能力水平、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结合起来,并以此来改变整个基础教育中应试教育的倾向。

韩民认为,在理科综合和文科综合考试中,应增加小论文(策论)等综合性考试内容。从国际上看,在高校入学选拔中,注重策论等综合性考试内容是很多国家的共同趋势。牛津、剑桥等英国的名牌大学一直把面试作为综合考察考生能力的主要手段和录取的重要依据。根据日本学者对高校不同选拔方式的比较研究,开放式的小论文(策论)和面试比标准化的书面考试更能反映学生的综合能力。

多年从事考试研究和管理工作的应书增介绍说,考试是有很多局限性的,任何测量都有误差,特别是作文等一些分值很大的主观试题,在评判的时候经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评分误差自然比较大。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恢复高考不久,教育部考试中心曾做过一个实验,一道作文题50分,不同老师评判的结果最高分和最低分相差20分,误差非常大。作文等主观题评分误差在世界上也很难解决,这是一个世界难题。

5问　填报志愿能否避免“冤假错案”

高考之折磨人,不仅在于考试本身,同样让人愁肠百结的还有填报志愿。高考除了考学生,更是对家长人生阅历、社会关系的一场严格检验。

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志向填报志愿、选择自己喜欢的学校和专业,本来应该是对自己未来的一次理性选择。但现实情况经常像一场盲人摸象,有时更容易变成十分感性的赌博。除了少数目标特别明确的学生,绝大部分考生选择学校和专业的第一取向往往是能否被录取,而其中至为关键的是要确保被自己选报的第一志愿学校录取。否则,辛辛苦苦得来的考试分数就会严重贬值。如果没有被第一志愿学校录取,就有可能从重点大学滑到二本甚至滑到三本。对于每年数以百万计的高考录取工作来说,单个学生的问题也许不算什么,但对于该考生本人、对于他的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就难以用几句话说得清楚了。

对于此等老百姓看来好像并不难的改革,却迟迟没有相应的办法可以补救。杨东平一语道破其中玄机:“现在一些名校排除第二志愿学生,利用的是他们自身的垄断性地位。现行的高考制度设计,严格限制学生的报考自主权,同一批次的不同高校不能同步录取,多数高校对于学生的第二志愿不予考虑,从而使填报志愿成为一门学问,一些成绩优秀的考生因填报志愿不当而失去机会。”

教育部有关人士表示,具体制定政策的部门已经为类似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可行性方案,但目前仍然没有一个方方面面都认可的好方案。教育部今年专门向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高校发了通知,要求尽可能科学合理地调配资源,满足考生的志愿。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教授则从技术层面来分析这一问题:以前全国统一高考开始时间是7月7日,到9月1日新生入学,这一段时间短了一点,许多工作可能来不及做,所以许多省份是考试一结束就让学生根据估分填报志愿。由于信息极不透明,其间误差相对要多一些。现在高考提前了一个月,批改试卷的时间也大大提前,而且在整个录取工作中网络的使用已大大提高了效率,充分细致的工作时间是绰绰有余的,完全可以等到考试结束以后得到了准确的分数再来填报志愿。这时候有关学校都应该把自己的信息向社会公开,做到在信息完全公开条件下填报志愿。

6问　港校北上为何受“状元”欢迎

高分考生上重点高校原本是十分正常的选择,北大、清华等擢拔各地高分考生也在情理之中。但随着高校扩招、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大,名牌高校的地位、社会影响力也受到一定挑战,因此,许多重点高校为巩固优势、对外扩张，开始利用各种优质资源宣传自己,争抢高分考生特别是各地文理科“状元”成为一场势所难免的战争。

1998年开始,港澳高校被允许内地招生。浓厚的学术氛围、高额的奖学金、国际化的视野等优势一下吸引了众多高分考生的目光,包括一些第一名在内的优秀学生纷纷南下赴港求学。经过近十年的宣传和各种努力,港澳特别是香港高校的优势得以发挥,并难以阻挡地开始与北大清华争夺高分考生。2005、2006两年,内地151名高考第一名中有18名选择了香港高校,约占总数的12%,使得北大清华招收状元的比例也由90.73%降至84.66%。今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科录取分数线超过了北京大学,仅香港大学一所学校就录取了云南、吉林、辽宁3省的文科第一名和广东、上海、云南、浙江4省市的理科第一名。

有学者表示,香港高校到内地招生已经引起了一定的“鲶鱼效应”。教育行政部门也给予积极评价:“港澳高校到内地招生给学生提供了新途径,促进了高教发展和交流。”杨东平表示,香港的大学来内地招生对清华北大等重点大学造成了实质性刺激,高校真正改善了服务和提高了质量,才能长久吸引优秀考生。

然而,港校北上招生的作用还不仅仅是加剧了第一名之争。这几年香港高校在内地录取的并非都是第一名,他们中有的清华、北大考不上,甚至还有我们所说的“偏科”学生。香港高校真正青睐的,是那些学习能力强、创新意识浓的优秀人才。

韩民在研究了香港高校的面试题后发现,这些题目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到了个人对整个社会发展的认识,比如“老人越来越多,会对这个社会产生什么影响?你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如果给你300亿,你如何改进中国状况?”“比尔?盖茨从哈佛退学创建了微软,你认为中途退学对个人的成功好不好?”等等,题目开放而灵活,通常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一百个学生可能有一百个答案,可以让学生充分发挥。也不像现在有些企业面试时候搞的那些脑筋急转弯一样的东西,题目内涵十分深入,综合性很强。面试的题目和面试的方式对我们的高考改革都是有益的借鉴。他建议,在我们的大学自主招生中也应该加强面试,对研究型大学的自主招生部分,可以探索推荐保送生加面试的选拔方法。

7问　高考改革要不要大胆赋权

高考要改革,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权力的分配是一个议论的焦点话题。

杨东平认为,教育部门首先要向地方赋权,要坚持地方化的改革。中国这么大规模的考试,每一个省份都有各自不同的情况,通过地方化可以为多元化的考试竞争提供一个制度性的空间。

为使高考改革顺利进行,杨东平认为,关键问题是必须扩大高校的招生自主权。高校招生自主权的实现有多种方式,例如高校自行命题、考试和招生;同类高校或学科实行联考;在全国统一考试的基础上加试科目、增加面试;在全国统一考试的制度下确定本校的考试科目、录取标准,等等。对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的主要顾虑是教育公平。向高等学校赋权必须与高等学校的制度建设同步进行,从而使高校建立公开、公正的制度保障,取得社会监督和信任。

同时,高考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应当是赋予学生选择高校的权利。杨东平说,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以学生为本的制度设计,要求赋予学生更多的报考自主权和对高校的选择权。只有当学生有权选择高校时,才会真正出现高校为吸引优秀生源而改善服务的竞争。他建议在招生过程中,同一批次高校对学生不分志愿先后同步招生。这意味着一个学生可能接到几所高校的录取通知。为避免造成高校的名额浪费,需要延长录取周期,将现行一次性的录取改为多次。对此,需要进行过细的制度设计和试点。这一世界通行的招生模式,没有理由在中国不能实行。

8问　高考改革成本与效果应怎么看

在高考改革这项系统工程中,无论是向地方赋权、向高校赋权,还是给学生更多的选择自由,都意味着会使高考更加公平,但显而易见的是同时会增加相应的成本。仅就增加面试这一个环节来说,所需的条件就十分苛刻。

杨东平直言不讳地说,经常有人说高校自主招生成本太高,为什么香港高校不嫌成本高而跑到内地一个一个面试?还有人认为面试增加了考生负担,我们不妨问问考生愿不愿意承担这个负担?如果几百块钱可以改变一生的命运,我想谁也不会认为这个付出是多余的。

沈阳师范大学一位从事教育经济管理研究的学者分析,对于1010万人这么大规模的考试,不可能全部采用复旦大学自主招生、个个面试的模式,我们必须讲成本、讲效益、讲效能,但是复旦模式作为一种改革尝试十分必要。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文东茅教授认为,高考改革的确会增加考试成本,甚至可能是倍增,但是他始终坚持认为一定要弄清楚一个问题:对于高考这样一个国家大考来说,究竟是金钱重要还是人才重要?如果我们认为选拔人才重要,就有必要不遗余力地推进改革,即使增加成本也在所不惜。

但是,一些相关的问题也的确是具体操作部门不得不慎重考虑的。应书增强调,作为统一考试,1010万人是不可能全面采用面试方式的。对每一个学生进行一个小时的面谈,从考试成本上来讲目前还很难应付。此外,这些面试老师的资历如何,面试内容是否科学,能否做到公平打分等等,都是很重要但很难确认的问题。

9问 何时不再摸着石头过河

三十年了,风雨不断。大众期盼,学者呼唤,要对高考进行改革。教育部部长周济也多次强调高考要改革,要让高考更加有利于创新人才的挖掘,同时,能够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让孩子积极主动、生动活泼地得到发展。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教育部就开始了对传统高考的改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片面追求升学率”问题曾经引起社会的重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应试教育”问题引起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重视,“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是,20多年过去,“应试教育”的局面非但没有实质性的改进,而且有从基础教育向高等教育延伸的趋势。要对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考试进行改革谈何容易!

杨东平指出,我们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具有改革的环境和条件,我们的教育供求关系已经超越了极其短缺的状态,现在百分之七十几的录取率,这个环境已经非常宽松了,我们也已经积累了很多改革的经验,关键是我们要确定一个清晰的目标模式,稳步推进。近日,杨东平带领他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份高考改革方案,为高考考试及招生改革提出十条建议,其中包括高考考试科目多轨化、允许社会考试取代部分科目的高考成绩等。

对于高考改革,谢小庆急切地呼吁,任何进步和改革都是有风险的,希望教育主管部门能够拿出更大的勇气,在高考改革方面步子迈得更大一些。

经过多年研究,韩民建议,要积极推进高校招生选拔方式的多样化。第一,积极探索把考生平时的成绩与高考成绩结合起来的选拔办法,将学生高中各科的学业成绩,综合素质评价以及参与公益与志愿者活动的情况等作为高等学校选拔人才的重要依据。第二,改进春季高考招生办法,增加春季高考的吸引力,应探索“春、夏两次考试,统一录取、一次入学”的方式。第三,要积极探索不同类型高等学校按照不同方式考试招生的办法,具备条件的地区可实行高职院校免试,依据学生的志愿和平时的成绩招生。甚至在一些三本院校,也可以通过探索有序地实行。

顾明远语重心长地说:“近年来高考的内容在不断改革和完善,但改进的空间仍然很大。高考关系到千家万户,改革既要积极,也要稳妥;要坚持公开、公正的原则,尽量听取各方面意见,及时改进。凭着我们中国人的聪明才智,高考改革中遇到的问题是能够逐步解决的。我们一定能够把高考办成人民满意的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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